面对着包括美国及亚洲邻国在内的全球许多国家针对中国快速崛起而产生的不安、疑惧、排斥甚至敌意，中国很有必要提出一个新世纪的《中国宣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和亚洲唇齿相依，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同一演讲中，他还说了一些针对性的话，他说地球村应该“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较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前此，外交部长王毅也针对东北亚局势讲了一句，“绝不容许在中国家门口闹事”。这些表态，应是针对美国近年来积极推动的“重返亚洲”战略的首次正式回应。

这让我想起了190年前的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咨文，宣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这即是著名的“门罗宣言”与“门罗主义”。

美国在1776年独立，美国独立前的美洲，是一群列强(英、法在北美，葡、西在中、南美)控制的殖民地，美国独立后，列强仍难忘情于美洲，不时“重返”，美国不堪其扰，终于被逼而提出了《门罗宣言》。《宣言》背后的潜台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历史不只会重复，而且还可以对照。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步入衰途。此后一百多年，中国成为几乎所有西方列强的“次殖民地”，一直到1949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民族主义取得重大胜利，列强在中国的影响力，已基本驱逐出境。不仅如此，整个东亚地区，也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大退潮。法国退出越南(1950年代)，英国退出星马(1950年代)，美国退出菲律宾(1980年代)，其中，美苏一度想重返越南未果(1960到1970年代)，英、葡分别退出我国香港(1997)和澳门(1999)。应该说，在20世纪结束前，除了美国在东北亚的日、韩仍残留了一部分影响力之外，帝国主义与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势力已基本退出。虽然到20世纪末时，美国国势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巅峰，成了全球唯一的超级强权。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世局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国因发动阿富汗及伊拉克两次战争及爆发世纪金融海啸，国运上升的势头遇挫，而且债台高筑;中国则继续和平崛起，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GDP的全球排名从第6急升到第2，大有再过10到15年，凌驾于美国之势。此等形势与趋势，让美国油然而生焦虑之情。奥巴马一上台，就说“我绝不接受美国成为全球老二”，又说“我要做一个太平洋总统”。他决心要扭转这个趋势，于是，他一方面积极终结反恐战争，另一方面开始部署“重返亚洲”，潜台词是“剑指中国”。

中国此刻的处境与心境，像极了19世纪初的美国——“树欲静而风不止”，想要韬光养晦，和平崛起，却又由不得你。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造成的骚扰，一如当年欧洲列强“重返美洲”对美国造成的骚扰。当年，美国不得已而发表《门罗宣言》，今天，中国也不得已而发表“中国版”的《门罗宣言》——别在中国家门口闹事!

是时候了。面对着包括美国及亚洲邻国在内的全球许多国家针对中国快速崛起而产生的不安、疑惧、排斥甚至敌意，中国很有必要提出一个新世纪的《中国宣言》，向全球郑重表达中国的立场与主张，其内容包括：

(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当代中国人的伟大梦想。中国必将矢志以赴，不懈追求。

(二)复兴之路秉持的原则是和平崛起，此原则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然而从崛起到复兴必有一前提，即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三)地球村是人类“共谋发展的大舞台”，中国主张“大家搭台，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四)就大国关系而言，无论中美、中俄、中欧，中国主张发展健康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21世纪全球安全与发展的基础。

《中国宣言》与《门罗宣言》，有其同与不同，是新世纪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