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74年匈奴人跨过顿河，进入东哥特人等日耳曼游牧部落的活动区域，野蛮的日耳曼游牧民族面临着更为强悍的匈奴游牧者的威胁。日耳曼人在势不可挡的匈奴人的威逼下，征得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许可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罗马帝国之所以同意日耳曼人进入其境内，是为了缓解兵源匮乏之忧，企图利用这些勇猛的日耳曼游牧者为其戍边。然而曾几何时，野性未泯的日耳曼游牧者就掉转头来成为进犯罗马帝国的急先锋，拉开了西罗马帝国毁灭的序幕。

到了公元5世纪上半叶，匈奴人在其杰出首领阿提拉的领导下达到空前强盛的地步。公元443年，阿提拉率匈奴大军进逼君士坦丁堡，迫使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割地纳贡。旋即攻入西罗马帝国疆域，横扫欧洲直抵莱茵河。所到之处烧杀掠抢，破坏极甚，史书上记载说：“人们谈到阿提拉，都说，他的马蹄过处，寸草不留。”公元451年，匈奴人渡过莱茵河，在入侵高卢时遭到了由西罗马帝国军队与法兰克人、维西哥特人共同组成的联军的挫败。但是次年，阿提拉大军又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取北意大利，威逼“永恒之城”罗马。在罗马城郊的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神秘会晤中，教皇利奥一世以上帝的威力感化了这位凶悍勇猛的匈奴领袖，使得罗马城幸免于难（实际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当时匈奴军中爆发了瘟疫）。次年，阿提拉暴卒于军中，他所创建的那个东起里海、西至莱茵河、北抵波罗的海、南逾多瑙河的松散大帝国很快也就土崩瓦解了。

西罗马帝国虽然幸免沦于匈奴人之手，但是它不久却成为由匈奴人所驱动的日耳曼蛮族的俎上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匈奴人仍然构成了罗马帝国灭亡的第一动因，或者如后世的基督徒们所言，是责罚恶贯满盈的罗马帝国的“上帝的鞭子”。为匈奴人所迫或继匈奴人之后，日耳曼各部落(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伦巴第人等等)以及阿兰人、阿瓦尔人、马札尔人等亚欧草原上的游牧者纷纷像潮水一般拥入罗马帝国，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古典文明的结束。

在东方，汉帝国在抵御匈奴人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其精力也逐渐消耗殆尽。到了汉末，由于农民起义和诸侯迭起，曾经不可一世的汉帝国毁于战乱，一度臣服汉朝的南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也乘机再度崛起。公元308年，匈奴首领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311年匈奴军攻克晋都洛阳，晋怀帝被掳；316年，匈奴首领刘曜夺取长安，晋朝遂告灭亡。此后，羯人、鲜卑人、氐人、羌人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胡人政权，形成“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分裂格局。《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古典世界的危机”一节中指出：“所有古典世界的伟大文明，都处于那些形成为庞大的机动的骑兵部队联盟的游牧人的压力之下。最为触目惊心的是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不过中国长江以北也同样遭到了破坏，波斯受到削弱，印度笈多朝的统治也崩溃了。”

然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的故事至此尚未结束，由匈奴人引起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和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余波在中国晋王朝、西罗马帝国和印度笈多王朝灭亡以后又持续了一两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元7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大唐王朝才从混乱局面中真正确立和重建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支游牧民族——贝督因人又从农耕世界的南面对刚刚稳定下来的旧大陆各文明中心发起了攻击，从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到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崛起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把他们的疆域扩大了几十倍，先后征服了亚美尼亚、叙利亚、两河流域、波斯萨珊王朝、埃及、北非、西班牙和印度河西岸地区，并严重地威胁着西方基督教社会和拜占庭帝国，从此拉开了宗教时代文明对垒的序幕。

概而言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处于强盛状态的秦汉帝国对企图东进和南下的匈奴人入侵浪潮的有力遏制和坚决反击，而它的历史结果则导致了东起中华秦汉帝国、西迄罗马帝国的整个古典文明的覆灭。从时间坐标上来看，第二次民族大冲击和大融合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从古典时代向宗教时代过渡的必要中介，具体地说，它导致了秦汉帝国、大夏王朝、笈多王朝、萨珊王朝、西罗马帝国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代埃及文明的灭亡和衰落，并且在这些旧文明形态的废墟上促成了一批新文明形态的出现，如唐宋帝国、阿拉伯帝国、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帝国(它实际上只是希腊——罗马文明的未散阴魂与新出现的基督教文明的奇妙揉合体，严格地说还算不上是全新的文明形态)。从空间坐标上来看，这次民族大冲击和大融合使得游牧于亚欧大陆上的一部分匈奴人、鲜卑人、大月氏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南的日耳曼诸部族、马札尔人和阿拉伯人进入农耕世界，摆脱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文明的域界因此也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了约20个纬度。

四、来自亚欧大草原东北端的“黄祸”

到公元11世纪末叶，当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的余波已经完全平息，此前侵入农耕地区的游牧者逐渐放弃自己的野蛮习俗而普遍地接受了农耕世界的文明生活方式时，亚欧大陆东北端的平静草原上又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大规模入侵狂潮。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亚欧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人和突厥人，这次大入侵最初采取了日耳曼蛮族对付罗马帝国的方式，即通过充当雇佣军的方式入主宗主国。这种和平渗透的工作是由一支突厥人——塞尔柱人来进行的，他们先是受雇于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后来却成为这个王朝的统治者。这种非暴力形式的渗透严格地说来只能算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的一部冗长而低沉的序曲，虽然潜藏杀机，却并不具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这次大冲击的主旋律是由勇猛凶悍的蒙古人奏起的，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所向披靡的金戈铁马和粗犷野蛮的文化风格至今仍令西方人不寒而栗，并以厌恶的口吻将其称之为“黄祸”。蒙古人的征服业绩，堪与亚历山大的赫赫武功相提并论。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率领下，蒙古侵略者将铁蹄踏遍了从中国东海到匈牙利的几乎整个亚欧大陆。虽然蒙古人的征服只是昙花一现，为期不长，但是这次征服却像噩梦一般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第三次大冲击的压轴戏是由一支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来主演的，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反串了两种历史角色：一方面他们是伊斯兰教世界主动攻击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后一批穆斯林战士，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游牧世界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最后一群牧羊人。

在蒙古人悄然崛起的12世纪末叶，亚欧大陆的各文明中心都呈现出一派积弱不振的和分裂混乱的局面。在东方，宋王朝在辽(契丹)、西夏(党项)和金(女真)的轮番攻击下节节败退，一度不得不对金国俯首称臣，偏安江南一隅。在中亚和西亚，曾经不可一世的阿拉伯大帝国已经分裂为许多分立交讧的穆斯林王朝——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处于萨拉丁所创建的阿尤布王朝的统治之下；小亚细亚为塞尔柱突厥人所控制；阿拔斯哈里发王朝仍在巴格达苟延残喘，其实权却已转移到突厥苏丹的手中；在从印度河到底格里斯河的广大地区，又新崛起了一个由基发的突厥王公们所建立的花剌子模帝国。在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不仅时时面临着穆斯林的威胁，而且也从假道东征的西方十字军的大肆劫掠中饱受其苦。至于西方基督教社会，则处于内部的教俗之争(罗马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外部的宗教战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双重困扰之中。因此当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挥师西侵和东犯时，除了西方基督教社会以外的整个亚欧大陆文明圈均在蒙古人(以及各支突厥人)的摧枯拉朽的狂飙面前改变了历史形态。

蒙古族在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蒙古”一名最初见于邱处机的《西游记》，后为元史所沿用。“蒙古”一词在蒙古语中的原义为勇悍无畏。蒙古人早期曾居住于额尔古纳河上游地区，约在8世纪时西迁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的草原地带。蒙古人长期过着迁徙不居的游牧生活，据邱处机《西游记》所载，其民“皆以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亦云：“其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1206年，蒙古孛儿只斤部落的首领铁木真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统一了长期处于分散状态中的蒙古各部族，建立了蒙古国，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不久以后，成吉思汗就开始向蒙古族过去的统治者金国发动战争，1215年攻陷金中都燕京(在一年前，金宣宗已迫于蒙古人的强大攻势而迁都开封)。接着又掉头向西，攻打西辽和花剌子模，一直推进到里海地区和高加索；向南跨越帕米尔高原，掳掠了印度的信德和拉合尔。1222年，成吉思汗经由兴都库什山脉返回漠北，顺势灭了西夏，以喀剌和林为都城建立起一个幅员广阔的蒙古大帝国。

1227年，成吉思汗在武功显赫、踌躇满志之时死去，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推行和发展他的扩张政策。拔都、贵由、蒙哥、旭烈兀等相继率军西征，先后征服了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吐番(西藏)、波斯、叙利亚和巴格达。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位，并把首都从粗犷荒凉的漠北小镇喀剌和林移至文明富庶的北京。1279年奄奄一息的南宋政权终于被蒙古人所灭，文天祥被俘，陆秀夫背负南宋的最后一位皇帝跳海而死。从此以后，忽必烈潜心经营中国事务，西域的蒙古各部则分裂为几个互不相属的汗国，各行其政，蒙古大汗也逐渐成为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头衔。在里海和黑海以北的南俄罗斯地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和长孙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在中亚，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及其后裔建立了察合台汗国；在阿姆河以西直至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旭烈兀建立了伊儿汗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地区，则是窝阔台汗国的领地。这些汗国大多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联合体，靠着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统治者来维系，缺乏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行政体系，因此它们后来又进一步分裂为一些更小的汗国。事实上，自从1260年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军队击败蒙古大军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浪潮即已开始走向低落。此后不久，接连发生的内部纷争(如1264年发生在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之间的战争、13世纪末叶窝阔台之孙海都对忽必烈元朝的反叛等等)使得蒙古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到了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蒙古人的征服狂飙已成为强弩之末。

到了14世纪，日益萎缩和分裂的蒙古帝国如同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融化，其崩塌的速度丝毫也不比其建立的速度逊色。窝阔台汗国早在14世纪初期就为元朝和察合台汗国所兼并；1353年波斯的伊儿汗国灭亡；1368年元朝覆灭，蒙古人被逐出中原，重新缩回他们由以发迹的蒙古草原；在俄罗斯，莫斯科等公国的王公贵族们从14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拒绝向金帐汗国的宫廷纳贡和效忠，到了1480年伊凡大帝使莫斯科公国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而察合台汗国则长期处于几大汗国的左右夹击之下，一直处于分裂和积弱不振的状态。

然而，1370年前后帖木儿帝国却在察合台汗国的基础上崛起，并造成了蒙古大帝国中兴的短暂晕轮，使欧洲人再一次受到了惊吓。帖木儿满怀成吉思汗式的野心进行东征西伐，向西吞并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向北打败了脱脱迷失的金帐汗国和刚刚开始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南侵入旁遮普，对德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在其权势的最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域西起幼发拉底河，东至印度德里，北接高加索，南濒波斯湾。1405年，帖木儿集结20万大军准备远征中国，在渡过锡尔河后不久病死军中，方使中国得以避免一场战争浩劫。

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一样，帖木儿帝国也如同夜空中的流星，一闪而逝。帖木儿死后，他的帝国迅速地分崩离析，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的主乐章到此结束。再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奏起的悲壮尾声了。

蒙古人的征服是人类历史上来势最凶猛、波及范围最广泛、为时最短且破坏性最大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那些身材矮胖、骁勇善战的黄皮肤侵略者，以其高超精湛的骑术和骇人听闻的暴行，给从中国到西欧的各个农耕文明圈中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蒙古人的征服活动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新文明，在这一点上，蒙古人是不能与作为第二次游牧世界大入侵的殿军的阿拉伯人相提并论的，后者通过武力征服和教义传播而创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但是蒙古人的征服狂潮却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时代。由于蒙古人在西征的过程中把在中国的火药这一伟大发明带到了西方，从而使得后来的凶猛矫健的游牧骑兵再也不能在滑膛枪的密集子弹面前任意地纵横驰骋。而继蒙古人之后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活动，与其说是更多地表现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不如说是更多地表现了伊斯兰教的统一运动和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后一次攻击。当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锐利兵锋终于被遏制在维也纳的坚固堡垒之前，或者说当15、16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来临时，整个亚欧大陆已经泾渭分明地被划分为三大块：天山——喜马拉雅山以东是信奉儒家伦理的大明帝国；从印度到小亚细亚直至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是穆斯林的天下，它包括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伊朗的萨菲帝国和囊括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直至匈牙利的奥斯曼帝国；在旧大陆的西端和西北端则是基督教世界。这种三分天下的格局，使得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的游牧地区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与强大的农耕世界相抗衡了，游牧生活方式一蹶不振地衰落下去。不久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就开始取代了农、牧世界之间的冲突而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分散的区域历史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统一的世界历史。

最初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渺小脆弱的农耕文明，正是借助这三次游牧民族大入侵的反作用力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旧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文明通过野蛮而“发酵”的过程是如此地迅猛和不可遏制，以至于当人类历史的脚步越过了公元1500年这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以后，原来如同蔓草一般四处蔓延的游牧民族反倒变得象3000年前的农耕世界一样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了。接下来的历史就是关于新崛起于旧大陆西北隅的工业世界怎样一大片一大片地把汪洋大海一般的农耕世界从地图上抹掉的故事。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进行大规模冲击的时代结束了，然而游牧的本性却依然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顽强地存在着，并不时地激起种种原始而单纯的冲动。“文明在历史上是一件那么新颖的东西，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它又是一件那么局限于一地的东西，以致它还得征服和同化我们大部分的本性来适应它的需要。我们中间多数人讨厌它的陈词滥调和繁文缛节，游牧的素质勃然而起。我们只是半心半意安家守业之人。我们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既是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上酿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