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帝王中，大力整饬文风，以至敢于杖责说空话的高官，除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外，史无二人。

朱元璋（1328-1398）生于壕州（今安徽凤阳）。父朱世珍一辈子做佃客，是布衣黔首之家。

1343年，江淮大旱，壕州赤地千里，瘟疫泛滥，朱元璋的父母、三个兄长和堂兄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相继染疾而亡，整个壕州尸横遍野，变成了“鬼喊”之乡。无家可归的朱元璋为了活命，投奔家乡近处的孤庄村皇觉寺剃度为僧。这一年他十六岁。在寺里只住了五十天，由于得不到施主的施舍，每每断炊，住持高彬法师无奈做出了罢粥散僧的决定，打发众僧托钵云游，各觅生路。朱元璋在外漂泊三年多，于1348年重归寺院。几年来，他的足迹遍踏淮西、豫南，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对民间疾苦有了真实了解，对元朝的腐败和暴虐深恶痛绝。这也许是他日后当上了皇帝“对官僚地主士大夫，一副恶狠狠的面孔，对平民百姓，满面慈悲相，满口和气话”（吴晗语）的思想渊源吧。

朱元璋的人生重大转折发生在1351年。这一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今安徽阜阳）首举反元义旗，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路义军相约以红巾包头，史称“红巾军”，简称“红军”。

寓居佛门的朱元璋耳闻目睹“满城都是火，府官四处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的景象十分振奋。恰在此时，他接到了儿时小伙伴汤和的来信，促他参加“红军”。他迅即从军，当上了起义军领袖郭子兴摩下的步卒。由于他作战晓勇，又兼粗识文字，偶露谋略，时有战功，深得郭子兴的赏识。一年后，郭子兴提拔朱元璋为总管，并将自己的养女许配给朱元璋为妻（即后来的皇后马氏）。

1355年，郭子兴病故，他的两位副帅战死，朱元璋接过了郭子兴的全部兵权，率数十万大军驰骋沙场。1356年攻下战略要地集庆府，后改名为应天府（即今南京）。这时，他决意收拾山河，扩大战果，统一中国。但此时的军事形势十分险峻，于是，他问计于谋士朱升，朱升告以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戎马悾惚的征战岁月，能听到如此言简意赅的建言，朱元璋喜出望外，并采之为建国策略。朱元璋以南京为根据地，率部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节节胜利。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在中国古代有名有姓的400多位皇帝中，朱元璋位居亚军，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家了。

1368年农历正月，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朱元璋登上了皇帝宝座，美其名曰“吾为吾民主天下”。

十六年的戎马生涯，朱元璋终于从横笛牛背的牧童，四方云游的行僧，英勇杀敌的步卒，成为一统中国的明王朝开国第一帝，及至1398年5月病死，71岁的朱元璋享国31年。

在位31年中，他躬亲国事，日勤不怠，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一直工作到鸡鸣报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没有外出度假，没有休息和娱乐，为了保住他的家天下，他做到了一生“夙夜焦劳”。洪武后期，他在总结自己时，写了一首小诗，实际上也是他的自画像。

百官已睡朕未睡，

百官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

日高一丈犹披背。

战时，尝到了朱升短章要言的甜头，留下了一辈子的记忆；做了皇帝后，吃够了文武百官的文犊主义、形式主义之苦。为此，朱元璋特别厌恶浮泛、空洞、冗繁的奏疏，决意抓一个典型，彻底整肃一下说空话、说套话的高级官员，苟免这个“传染病”蔓延。

1376年（洪武九年）5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述时务。奏本洋洋洒洒17000多字。朱元璋命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听到16370个字时，全是一套接一套的“卖瓦盆”，空话连篇。朱元璋躁怒难耐，没等王敏把全文念完，立即召茹太素廷前厉斥，并施以杖责。所谓杖责，就是脱下裤子打屁股。茹因为说空话被杖责之后，开国老臣宋镰站出来为之鸣不平。宋说，皇帝要广开言路，就不宜动辄加罪于言者。朱元璋认为宋言之有理，于是，第二天晚上仍委王敏把奏本剩余部分念完，总算从最后500字中，听出茹有五点建议，其中四点可行，立即批示办理。

在朱元璋看来，文风是关乎政权得失，国祚长短的大事。大权独揽，小权不放的朱元璋命中书省为说短话、实话“立法”，以“法”规范文风。中书省遵命制定了符合圣意又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建言格式》，径呈皇帝审正。朱元璋阅改后，亲自为《建言格式》写了御批序言。序言约500字，强调“立上书陈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许陈事实，不许繁文，若过或者问之。”随后，将《建言格式》、御批序言连同茹案这个典型，一并驰颁中央六部和全国各布政司及府、州、县一体遵行，不得怠倦和轻慢。事后，朱元璋约茹“谈心”，不无感慨地说，当了皇帝始知“为君难，为臣不易”，并装模作样地检讨了“联之过”。面诫后，便殿赐宴，直截了当地吟了两句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言中之意，今后再犯“法”，照样“白刃”伺候，“打你没商量”。

为什么“为臣不易”呢？这里有个历史“案底”。茹太素，泽州（今山西晋城）人，洪武初中举，遇事敢谏，刚直不阿，多次受贬，又多次“蒙恩”赦宥。这官当得很累，特别是在他的“万言书”中，把500字有用之言，湮没在连篇废话之中，挨了一顿胖揍，确也“为臣不易”。

为什么说“为君难”呢？贵为一国之君，在日理万机中，拿出两个晚上，消耗很多细胞，去听97％的废话，倒也说明“为君难”。然而，那时的茹太素，未必认识到“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鲁迅语）。

朱元璋一方面抵挡“压力”；一方面进行思想“清障”，狠抓文风的大整顿，历时约三年，初见成效。文风有改进，工作效率自然提高。以1376年（洪武九年）为例，在9月14日至21日的八天中，朱元璋亲批“内外诸司奏札1660件，计3391件事项。另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的统计，此间，朱元璋每天亲批200多件奏札和人民群众来信，处理各种事务400多项，日均效率较前倍增。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全国的中心，他的工作效率，实际上也就是全国的效率。

朱元璋拿茹太素开刀，自上而下整饬文风，在当时、在当下、在官场、在民间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史家认为“茹”案是典型的“文字狱”，是滥施刑罚。

诚然，朱元璋大开杀戒，大戮官民，杀红了眼，不分臧否，这个事实，不容否认。据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记载，朱元璋杀人案累计万余起，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恒案。前两案株连被杀的人四万左右；后两案杀了七八万人。在“文字狱”方面也冤杀了很多人。

从记载“茹案”的原创性的史料可以看出：第一，“茹案”纯属孤案，没有株连他人；第二，朱元璋的初衷是“耻清议，倡实言，立格式”，尚属苟免浮躁，改进文风的范畴；第三，心火上攻，盛怒之下让茹吃了皮肉之苦，但朱元璋还是坚持了“训诫”为主；第四，作为天然正确、一贯正确的封建帝王，朱元璋在臣属面前承认了“联之过”，作了一点自我批评，实属不易。

纵观明史，朱元璋坚持数年整饬文风，不失为一种新的创举，也有一点新意。第一，如果一个国家的帝王整天说空话、大话给下属听，臣僚再以空话回敬，互相批发，空来空往，弄得大家一头雾水，不知所以，不做实事，长此以往，话语贬值，老百姓不把“话”当话听，不听，不信，不做，这个国家离完蛋近在咫尺了。第二，如果所有的官民都以固定的思维模式说话办事，并在说空话、套话中讨生活，混春秋，人们就不会独立思考了，思想就会僵化，脑袋就会变成了木瓜。毛泽东以自己的亲历告诫干部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同时严申，无论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一定要把握两条：“一是独立思考，二是实事求是。”第三，为后人立标杆。朱元璋没有多少文化，但“人也倒不蠢”（毛泽东语）。他对历朝历代的历史很有了解，对空谈误国，空谈丧国的教训深以为戒。

朱元璋费心费力整饬文风，刮了几年新风之后，云消雾散，最终告败。这不能归咎整饬文风本身，而是由封建王朝根本政治制度决定的。

茹案早已成为被冷落，被忽略的历史。历史往矣，渐行渐远；思鉴不躐，渐入渐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