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周恩来的外交和经济才能也有口皆碑。周恩来对世事的洞明和对人情的练达，是他成为卓越的外交家和谈判能手的重要条件。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在党内党外都有广泛的联系，甚至在敌对阵营中也拥有数量不少的朋友。拿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的话来说，即使是魔鬼他也能从其身上榨出一些好处来。蒋介石曾经感叹：周恩来“的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毛泽东向赫鲁晓夫介绍说：“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建国前，中共对外所有的重大谈判、交往活动都是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然后主要交由周恩来等具体执行的。即使是1945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虽然谈判的方针、决策在毛泽东主持下于延安早已确定，但具体谈判事宜仍由周恩来主持与对方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主管外交工作，对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拓展中国的外交空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的“求同存异”、“以民促官”等外交思想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对外交学的重要贡献。

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组织者，周恩来致力于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他的努力在毛泽东的强力干预面前屡遭挫败。许多学者如李锐、廖盖隆等都曾指出毛泽东不太懂现代化的大生产，不擅长经济工作，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复杂性缺少认识，1958年初他曾经说过：“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在毛泽东看来，天下之难事莫过于打仗，既然打仗都难不倒他，那其他的事自然不在话下。他没有意识到经济规律这个无形的“敌人”比战场上有形的敌人更难对付。而周恩来在1957年3月却指出：不能说建设比革命容易，“在某一个意义上说，建设比起万里长征来，可能是困难要少一些。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这样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文化基础上，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这么少，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采取降温和减压的方针，但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1958年起，毛泽东到前台指挥经济工作，发动“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经此一劫，毛泽东才认识到经济工作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同时也才真正了解了周恩来的经济才能。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写道：“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周恩来毕竟在日本、法国等地留学过，比很少踏出国门的毛泽东视野更为开阔一些。他熟悉现代化的大生产，懂得要切实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讲，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的工作丝毫大意不得。

再次，从不同的层次来比较，毛泽东在宏观决策上比周恩来显得更有办法，而周恩来在中观微观决策上又显得比毛泽东更为在行。毛泽东的特点是“大”，他总是确定某种理论和某项计划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周恩来虽然也长于战略，但他更长于战术和执行计划，他可说是毛泽东手下最出色的行政人员。仅举一例，毛泽东的统战谋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当然高明之至。但是，这个宏观上的统战谋略毕竟还是很抽象的，要将其贯彻下去，收到实际的成效，则必须将其分解和具体化到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中去。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统战谋略及其在各个领域的论述，制定出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工作、民众运动、地方和党派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更加具体的对策，既符合目的性，又有可操作性。应当指出，毛泽东虽然更注重宏观方面的决策，但他对许多中观和微观问题也是很关注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平心而论，在宏观上作出正确的决策很不简单，但要把正确的决策贯彻得正确也诚非易事。而毛泽东、周恩来正是难得的既能看到“森林”，又照料每一颗树的政治家。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

（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充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和周恩来的思想在整体上同属于毛泽东思想体系，而毛泽东无疑是该思想体系的主要创立者。相应的，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周恩来也在诸多领域和方面补充、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追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一般而言，毛泽东的理论建树和实际影响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就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来说，周恩来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是不能与毛泽东等量齐观的。

本书将重点放在毛泽东、周恩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不同领域思想的比较上。这种专题性的比较，决非是将毛泽东、周恩来放在同等地位的“二元比较”，而是出于理论研究逻辑性和清晰性的考量。过去，许多学者也致力于毛泽东、周恩来在思想上的比较研究，但不少论述既失之简略，又失之笼统，难以让人们清晰地、真切地了解和把握周恩来补充、丰富、完善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和表现。有鉴于此，本书才采取了这种专题比较的方法。再者，既然是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那么本书就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涉及毛泽东思想的所有方面，而是坚持有比较价值的就比较，无法比较或没有比较价值的就不比较，尽量做到在方法上更合理一些，在结论上更清晰一些。

通过对比分析，我认为他们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关系：

一、创始与发展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思想关系上的主要形态。毛泽东是创始者，是原动力，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和基本方针，而周恩来作为执行政策的大师，在实践中对毛泽东思想又有许多重要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文艺方针和外交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

二、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关系。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不少问题上的思想具有互补性，结合起来便能构成“完璧”。如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问题上，毛泽东创立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并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基本方针,而周恩来也把他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经验上升为理论，阐述了民主党派的性质以及它们成为中共领导之下的参政党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理论。

三、互相借鉴、螺旋上升的关系。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常常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相互借鉴中螺旋式、滚动式发展的状况，如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理论等便属于其中的典型。

四、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在一些问题上虽然基本观点相同，但强调的侧重点有所差别，如在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上，他们都追求两者的统一，可是毛泽东偏于“政治”，而周恩来则偏于“技术”。在某些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尽管呈现出明显的思想分歧，但在“异”中又有相同之处，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反映得最为突出。

五、先异后同或先同后异的关系。先异后同这种情况在关于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有显著的体现。1955年底，中国经济建设开始出现分别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思路，并演变为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之争。在经历“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的经济建设速度思想趋于一致，认为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至少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先同后异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1957年后。毛泽东的思想逐步向“左”的方向发展，而周恩来则力求坚持原来共同的正确观点，或者试图冲淡“左”的思想影响。在阶级斗争、知识分子等问题上他们呈现出较大的思想差异。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思想上的许多差异，除了性格、经历、知识结构等因素外，还与他们承担的角色和工作分工不同有关。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自然特别关注发展目标和方向问题，而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每天与事务和数据打交道，自然也特别关心人才、技术等问题，力求以切实可行的速度和真实可见的成就推动历史的进程。

（四）

周恩来逝世当月，美国《时代周刊》发表题为《永诀》的专论，文章认为：“不可避免地，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的变化时，会把那个时代称为‘毛泽东时代’。可是，也不妨公平地称之为‘周恩来时代’。这样说，也是天公地道的。”美籍华人学者张大卫说：“总而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仅仅为具有舵手风度的毛泽东的过激理论所指导，而是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也受到周恩来稳健领导风度的影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从更深广的历史视野作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以上只是就毛、周生前的影响而言，至于身后的影响，学界也发表了一些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石仲泉的观点。他认为，就毛泽东与周恩来相比较而言，最有影响的可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他强调，这么界定丝毫不意味着要贬损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作用，也不是说周恩来没“思想”，毛泽东没“精神”。任何比较都只有相对的意义，都只是就某个方面突出某个特点的比较。毫无疑问，这两位领导人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对来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其精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影响比其思想理论的影响更为强烈。

人们普遍承认，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具有巨大历史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生前的影响相对身后的影响更容易把握一些，因为它们有既成的、凝结了的经验事实作为判断的依据，而身后的影响固然也有经验事实作为思考的前提，但对于未来漫长的历史进程来说，过去的20多年只是短暂的一瞬。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们的历史影响才会看得更真切一些。不过，评价人物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本能，也是人类历史主动性的体现。毛泽东一生充满着激越和挑战的情怀，打定主意要使中国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经过几十年的与天奋斗、与人奋斗，毛泽东晚年有不少的困惑，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他多次说过，他快要去见马克思了，并要和马克思讨论一些问题。究竟他要和马克思讨论些什么。我想，毛泽东晚年最大的困惑恐怕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决定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一生对人性的改造怀有极大的兴趣，并使中国人尝试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他的强力实践证明了人性的改造是何等的艰难!毛泽东的精神遗产的大部分，特别是他的兼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面对强敌迂回图存出奇制胜的军事战略战术、将时代际遇与个性特征熔于一炉的诗词诗学等等将会内化到人类的智能结构中去，而某些精神遗产则将会以教训的形式长期地警示人类。作为一个执掌最高权力的思想家，毛泽东进行了广泛、有些甚至是冒险的社会试验，无论其造成了怎样的后果，都值得人们反复地加以研究。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留下的主要思想遗产是他的务实主义哲学。他历来关注政策的明智及其功利价值。虽然他有执着的共产主义热情，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保持清醒和务实的头脑。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将知识分为三类，即理论的知识、实践的知识和鉴别的知识。所谓鉴别的知识，只能从比较研究中得来。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分别研究都已取得长足的进展，这就无论从史料的积累，还是从学术本身发展的规律来说，都需要学界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比较研究课题中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