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面对辽源矿工墓这条流淌了近百年的河流，我不止两次，而是无数次踏入，每一次的感受，或悲伤，或哀愁，或愤懑，抑或生发仰天长啸的冲动，还有愁肠百结的凄楚……

矿区很辽阔，从这头望不到那头，天空仿佛一顶黑暗的帐篷，笼罩着四野。

1932年的春天姗姗来迟。

日本侵略者为了多出煤多赚钱，更加残酷地压迫剥削工人。那天，矿上突然宣布：井下装一车煤的工钱由原来的六角五分降到三角五分，井上降到一角八分。工友们强烈不满，日本人无异掌管着矿工和家属胃囊的钥匙。面对这种情况，西安煤矿特支负责人杨文清召开特支会议，认为应该顺势而为，提出举行罢工。他在会上分析了形势，如果举行罢工，有利因素有三条，第一是日本鬼子侵入东北不久，统治基础还不牢固；第二是鬼子强行降低工人工资，已经激起工人的不满情绪，群众易于发动；第三是各地都有抗日义勇军，必要时可以把人拉出去打游击。大家听了，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萌发出团结起来的强烈愿望。张金目光如炬地说：“最不利的是有些弟兄拖家带口，住在矿区，怕有事跑不出去，我们这些没有拖累的打头阵，有危险我们顶着！”话说得很有气势。有的工人刚来几天，尽管素昧平生，但只消一个手势，一句暗号，就能立刻产生完全的默契。会上决定，首先进行串联，时机成熟就举行罢工。

会后，由张金出面进行各方面的联系，经过几天工作，骨干队伍已经形成，聚集起一批勇猛尚武、觉悟较高的工人。其实，在西安煤矿，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如藤蔓，早已蜿蜒在漆黑的矿井里，蜿蜒在来自四面八方的矿工中。

这天早晨，正是“倾城出动逐春光”的美好时节，西安煤矿的罢工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上班后，工友们按张金的通知，都撂挑子不干活，陆续聚到大成一坑“大揭盖”（露天采区），拢着袖口，蹲在地上抽烟。杨文清和张金进行了短暂动员，讲述了日寇侵占东三省后的形势，说，只要咱窑哥儿团结一心，就能取得罢工胜利，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咱们已经活不下去了，咋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干了！一致决定，立即罢工，不达目的决不复工，人人心中都升腾起一种大丈夫立于天地间的感觉。为了防止开除工人，提出了行动口号：守住掌子，就是保住饭碗！

这场罢工有一千多人参加，露天，坑下，挖煤的，推车的，几乎包括了大成一坑的全体工人。大成矿是当时西安矿区产量最高、人数最多的矿井，一坑又是大成矿最大的井口。大成一坑工人的罢工很快产生了蝴蝶效应，波及到全矿区，泰信、东城、富国，各矿都有人响应，参加的人数已近两千。按照事先的布置，大家照旧站在自己岗位上，但就是不干活。矿区的生产几乎陷于全面停顿，一块煤出不来，摧枯拉朽般给日本人以沉重打击。

西安煤矿出产的是优质长焰煤，主要用于电厂、火车、轮船及大工厂的锅炉等，除销往东北各地外，尚有相当数量被运至日本本土。由于罢工停产，使日方十分恐慌，严令西安采炭所迅速设法复工。

大成一坑地质构造复杂，既有斜井，又有露天采区，各处连通，巷道曲曲弯弯。日本人刚来不久，对井下情况不熟，想进去找工人谈判，又怕被工人打死，一筹莫展，急得在办公室和井口团团乱转。为了扑灭罢工斗争的烈火，狡黠的矿长泉万喜男，耍了不少花招，先是名义上找工人谈话，说是解决问题，实际是探听罢工组织者的底细，企图用金钱收买。由于不敢贸然进入井下，只好神色慌乱地到井口与工人遥遥喊话，提着沙哑的破锣嗓子问，你们谁是代表，可以坐下来谈判谈判嘛。工友们齐声回答：我们没有代表，不涨工钱就不干活!工友们的声音充满了愤懑，斩钉截铁的话语令泉万喜男倒吸了口凉气。

这场斗争坚持了七天，工友们坐在井下不干活，井口一带的通路则由张金带领一些骨干矿工把守，不准鬼子、把头、监工和外勤入内。全体工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警告被收买的外勤和把头：“你们敢来，想当狗腿子，就揍死你！”吓得这帮人一个个躲得远远的。有些个别胆小的工人，在威胁利诱之下有些惴惴不安，心急火燎地想要复工，张金就耐心地进行劝告，晓明大义，并带头筹款，帮助他们解决家属生活困难，团结和稳定了罢工队伍。

里尔克说：挺住就是一切。矿工们用勇气和尊严挺住了。距离西安煤矿不远的磐石、海龙、柳河等地到处都有抗日武装，日军和伪军疲于“清剿”，无暇顾及矿区。矿工的罢工与武装抗日斗争遥相呼应，对日军形成十分强大的压力。日方迫于形势，为了缓和矛盾，只好让步。

罢工第七天，矿方宣布同意工人的要求，接受工人的复工条件。

特支与工人的骨干反复研究，认为这次罢工已经取得胜利，为了保存力量，不暴露骨干，决定复工。

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领导的有组织的对日斗争最早活动之一，在中国工人运动史和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正值生机盎然的时节，满眼都是从冬眠中醒转过来的大自然蓬勃的活力：野草青翠鲜嫩，树枝摇曳生姿，迎春、蒲公英等一批开得最早的花儿也已经竞相绽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罢工胜利，显然让人们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许，也更加坚定了同日寇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无怪乎当时有的矿工雀跃地将柳条帽抛向空中，亢奋之情溢于言表。那天有只布谷鸟也悄然造访，在井口的树枝上婉转歌唱，清脆悦耳，给沉闷压抑的矿区带来一线生机与活力。

在富国老君庙南边的沟塘子里，有座用木板钉的停尸房，冬天矿工死了，就往那里拉，一摞一摞地停放着，待开春化冻时用牛车拉着去“万人坑”埋。据资料记载，从1932年到1945年14年间，日寇用数以万计的中国矿工生命为代价，从西安县掠夺去1600万吨煤炭。

英国人曾经期望铁路能给人类带来手足般的情谊，但是事实却违背了这一愿望。火车把数十万计的军队和军需品运上战场，使得战争规模更大、更血腥。开采煤炭的最初动机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暖，可日本侵略者将其转化成杀人利器，完全违背了人类的初衷。

乔治•巴顿有句名言“人类的身体是由血和肉构成，除此之外，还有一样神奇的元素叫‘勇气’”。矿工们之所以敢于同日本人抗争，就是有勇气在体内燃烧，卑微的生活让他们铤而走险，仿佛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储存着炸药，勇气就是引信部分。

左家柜工人沈殿元，因为索要被拖欠的工资，遭到把头殴打。其他工友，也有不少人挨过打，矿工们的愤怒就像从煤床中提取出来的甲烷，随时都可能爆炸。1939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左家柜的工友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井口的牌子房。牌子房是工人签到、记工、分配活的地方，是日本人统治矿山的重要机构。

一个民愤很大的姓张的外勤和一个叫古庄的日本官员被工人们困堵在房子里，把窗户关得紧紧的，惶悚地躲在屋里往外打电话求援。工友们掐断了电话线，打碎了窗玻璃，砸开门，像泥石流一样忽啦一下闯了进去，把牌子房砸个稀巴烂，将两人狠揍了一顿。古庄张皇地钻到写字台底下，屁股露在外边，大家就用脚使劲踢，拿灯盒子砸，灯盒子里淌出来的硫酸把他的黄马裤烧出几个大窟窿。姓张的外勤吓得抱头鼠窜，瞅空子逃出牌子房，工友们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天桥上。工友们从两头堵截，那家伙一看跑不掉，一咬牙一闭眼就从四五层楼高的天桥上跳了下去，当时就摔断了腿。

事后，日本人与汉奸把头闹掰了，发生内讧，互相责骂，狗咬狗一嘴毛，最后由把头出面请客向日本官员和管理人员道歉了事。但总的来看，日本人对矿工们拧成一股绳的威力还是心怀忌惮，嚣张气焰收敛了不少。

在自发斗争中，日本人“失踪”、把头被打死的事件时有发生，弄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程度。至于日本人及汉奸被打，又找不到是谁打的，这种事更是接踵而至，激活复仇感觉的酵母就是日积月累的屈辱。1934年冬到1942年，抗联一军三师政治部，曾派姓巩的和叫李朝纲的同志，先后三次来西安煤矿联系并运走了大批物资器材、活动经费以及药品、手术工具和胶鞋等，并输送150余名优秀矿工参加了抗联部队。日本人主持编修的日文版《西安炭矿十年史》承认：“……（西安煤矿工人）反满抗日意识强烈……（日本人的倒行逆施）引起工人愤怒……（日本人与华人）两者间感情疏漏……”

1931年12月，日本武装占领西安煤矿，大批移民进入矿山，矿工数量迅速增加。当时在矿山流传一段顺口溜：“大疙瘩的酒，好喝不上头，喝上胆子壮，敢往井下走。干活磨洋工，见活不动手。心里有底气，敢打日本狗。”反抗之烈，由此可窥一斑。

黑幕一样的乌云，为西安煤矿罩上了阴沉而忧郁的面具，一群黑不溜秋的麻雀欢叫着在阴霾的天空中飞翔，忽左忽右，有些桀骜不驯的味道。

时间悄然流逝，倏忽间，矿山成了时间的遗容，好在有辽源矿工墓陈列馆里的实物为这份遗容提供证据。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则提出“向死而生”，主张勇敢地面对死亡，积极生活。西安煤矿的矿工们每天都在“向死而生”的路上蹒跚，他们懂得珍惜生命，更不惧怕死亡和艰难困苦，为了自由和尊严，可以豁出一切。